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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普通的劳务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终审判决生效已过六个多月了，执行程序也已启动三个多月了，被执行人的执行款仍然没能到位，被执行人仍然东躲西藏。执行申请人制定了一套套方案“侦查”，被执行人使出种种招数开展“反侦察”。正当双方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之时，申请执行人突然得到“内线”报告，被执行人的小轿车露面了，并记下了车牌号码。

　　申请执行人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并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报告给我。我不敢怠慢，马上打车赶到宁乡县交警大队车管所去查询核实。我向车管所办事窗口出示了《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和《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谁知第一个窗口接待的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地说要我去找交警队，我说我是从交警队赶过来的，他又说要我找车管所周所长。我又拿着手续找到值日民警窗口找所长签字，值日民警说周所长不在，他也不能代签，要等所长回。我说明了我查询的目的，并说明离下班时间不早了，我下午还约了其他事情要办，并求爷爷告奶奶般恳求通融一下，我仍被告知他不能越权行事。

　　无奈，我又只得在大厅等待周所长回来。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仍然没有所谓周所长的身影。可能周所长“日理万机“，正在其他岗位“奉献”去了。眼看工作人员陆陆续续下班了，我心中很着急，就又找到其他窗口试探，得到的回答不是打印机不能打印就是要领导签字。我在大厅，眼巴巴看着工作人员一个个离开。当最后一个工作人员准备离开时仍然没有周所长的影子。我不能老是这样等，说不定下午周所长也不会出现。我只好打车赶到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在没有经过所谓所长签字同意的情况下查询到了相关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

　　一些很正常的事情，在上级机关能够畅通无阻，为什么到了基层就“春风不度玉门关”？一些很普通的行政职权，到了基层为什么又能变成某些官员的“摇钱树”？贵州“瓮安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云南胶农为什么会集体暴动？上海“杨佳事件”难道又不能引起行政机关的反思？

　　笔者在交管所调查遇尴尬，看似非常普通，我也无意得罪行政机关，但这种现象却折射出中国基层行政“画蛇添足”，折射基层行政官员的执政理念和为官之道，这绝非小事。

　　（作者：郭俊杰，湖南君信律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　刘耀堂：yaotang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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