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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素质高不高”是个伪命题

中国律师网 2008-06-11 15:30:35.0 特约评论员　崔武

　最近看到许多文章大谈中国人的素质。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任教多年的中国教授认为，中日国民素质相差三十年。文章列举了我们颇为熟悉的一些例证。若在地震前读这些文章，我们会不假思索地点头称是。但是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更多则是困惑和矛盾。若说素质差，你如何解释这次中国人在抗震救灾中的出色表现？若说素质高，你又如何解释平常我们为人诟病的种种不良行为？

　　我认为，“中国人素质高不高”是个不值得一辩的伪命题。假如中国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和组织了。这次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公民素质高，首先应该归功于政府领导人有效的组织和宣传。良好的组织和宣传，可以把人的同情心发挥到极至。假如政府对抗震救灾无组织，无纪律，甚至把自然灾害当作国家秘密，不让报道，不让直播，那么中国人必然是陷入人人自保、麻木不仁的状态。灾区必然陷入人道危机。所以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的国民素质高，首先应该归功领导在危机处理中表现出的开明和开放。

　　在平常，我们说中国人的素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中国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整个社会管理完全依赖于势单力薄的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中国人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没有良好的组织起来，当然会导致人性的优点得不到激活，相反助长滋生了自私自保的素质。鲁迅曾经嘲笑国民观看反动政府屠杀革命者，甚至吃人血馒头，我认为这与统治者的专制、封闭有关。如果国民有知情权，就能分清是非。有良好的社会组织和良好的社会管理，就能把人的良好的素质培养和激发出来。

　　所以，有人说汶川地震改变了中国。中国政府对这次地震的组织和动员要比唐山大地震好的不知哪里去了。受到了国际社会一致赞扬。管理者的卓越表现是一种表率。国民素质也在管理者的正确引领下水涨船高。但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灾害过后更应该总结我们在日常社会管理中的得失，让社会管理和国民素质“齐飞”，让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成为提升国民素质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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